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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·施展

△施展

施展,外交学院教授。不同于象牙塔里的学者,他除了在学校里传道授业,著书立说,还常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。他频繁接受访问,出席各种演讲、论坛,有超过35万人次的用户,在知识分享平台上,订阅了他的三门付费课程。

施展:想让“思想、观念、精神”对历史有所作用的话,一方面需要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创造,另一方面需要对它们进行传播。有持续力量的传播过程,一定伴随着商业过程,否则这个传播机制很容易就断掉了。知识的生产跟它商业传播并行共生的过程,才能真正完成这个思想对这个时代的影响。

△施展著作

施展:我写的《枢纽》,是一本非常学术化的书。如此学术化又大部头的著作,很可能就被锁在书斋里了。也就几百人,撑死几千人在看,在讨论这本书。但伴随着新的知识传播技术的出现,我把这本书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做成了《中国史纲》这门课程,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商业过程。这门课有20多万人订阅,我在后台留言中看到大量人在说“以前我是中原中心论者,是大汉族主义者。直到听了您的课才知道,我过去的认知是多么狭隘。”这样的知识传播效力,在过去是完全没法想象的。反过来我也意识到,原来我的知识能影响到那么多人,这才是知识真正的价值所在。田川:但可能会有很多人质疑说,作为学者,您一定是需要跟社会和大众有一定尺度的交流的。但当交流中存在一些商业行为的时候,您该怎样把握自己的研究方向,让大家相信您是在中立的做这件事情,而不是因为受到了商业或行业行为的左右?施展:有很多人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,我会用《启蒙运动的生意》这本书给他们举例子。这是一本研究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书,里面用狄德罗的代表著作《百科全书》作为案例。《启蒙运动的生意》就是讲《百科全书》是如何从策划到分销,再到书商打盗版,发现打不掉再跟盗版商合作,这整个过程的商业故事。这个商业故事实际讲的是,人类社会在向前演化的时候,一个是物质演化,一个是观念演化。而观念演化不能只有观念本身出来了,还得有一个大的观念传播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一定得伴随着商业过程,才能形成正反馈,才能将这件事彻底铺展开。从而真正改变这个时代,改变这个世界。

年年初的一天,北京胡同深处的一次聚会。来宾当中,除了施展等3位不同专业的学者,还有十几位知识付费平台的消费者,也就是施展们的听众和读者。这次聚会的主办方,是一家从事知识创新的公司,这家公司与施展等多位学者合作,负责学者们的学术内容推广等;将严肃的人文社科类知识,转换成面向公众的系列讲座、学术考察、学术剧场以及学术出版等等多种类型的知识产品和学术衍生服务。而这次聚会的目的,是让知识的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,收集用户们的反馈意见。

和施展一样,与这家知识创新公司合作的学者,大多数来自于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——大观学术小组。在学科高度分化,隔行如隔山的今天,从年成立至今,施展和大观的朋友们共同研究超过12年。

施展:我们想搞清楚中国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,未来可能会往什么方向演化。我们研究的时候达成了一个共识,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样子,是因为中国加入了全球秩序获得了经济崛起。但中国的规模太大了,大到全球秩序将因中国的加入而被重新定义。这个定义是双向的,中国也会被全球秩序反向再定义。所以中国未来会往什么方向演化,是跟全球秩序演化方向共生的。

施展提出一种“全球双循环”假说。在他看来,中国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之间,形成一个经贸循环;同时,中国的制造业又与不发达国家的 产业之间,也就是原材料之类的产业形成了另一个经贸循环。而这两个循环之间,必须以中国的庞大制造业做为中介。

施展:非洲的主要优势是他们的原材料产业,而原材料属于 产业,是没法直接和第三产业形成经贸循环关系的,因为服务业不需要原材料。最需要原材料的产业是谁呢?是中低端制造业,而中低端制造业都在中国。

施展认为,“全球双循环”的结构,中国处在中间节点性位置,在此意义上,中国成為“枢纽”。

施展:阿拉伯数字8的中间有个节点,中国就在这个节点的位置上,这也是我 本书起名为《枢纽》的原因。不过很多朋友看了书名后误会了,他们以为我说中国变成中心了,我说这不能算是中心,那些对经济具有原发性拉动力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心。原发性的拉动力来自于从0到1的创新,这种意义的创新依然发生在美国的硅谷、东海岸、西海岸等地方,它们仍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。但车子光有发动机是跑不起来的,必须有传动轴才行,传动轴就在中国。

△施展著作

施展:有些我们平时根本没听说过的中国小镇,其实在特定的细分领域里,它们已经牛气冲天了。在《溢出》里,我写道去江苏省泰州市的黄桥镇做深度调研,那里是小提琴之都,小提琴产量占中国产量的70%,全球产量的30%。再比如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,他们生产的打火机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70%。还有河南省虞城縣稍岗镇,他们产的钢卷尺占全球产量的一半。平时在网上两三块就能买到的5米钢卷尺,如果把各环节的成本全刨掉的话,生产成本就几毛钱。虽然生产钢卷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言,但把5米钢卷尺的生产成本控制在不到一块钱,这个能力不是谁都具备的,它需要依赖于庞大的生态网络。在浙江有个地方号称“中国的钓鱼竿之都”,那里的每个工厂,只负责生产拉杆式钓鱼竿其中的一节。当你的专业化达到了 ,效率也就达到了 。尽管不断会有企业死掉,但也不断会有新企业出现,彼此不断动态组合,弹性极高。形成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的庞大网络。所以它的效率和弹性,在不同位阶上就同时实现了。

年,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,舆论称中国制造业正在被迫向外转移。通过调研,施展发现这种所谓的转移,应该被称作溢出。

施展:过去我仅意识到互联网、数字产业等产业,是跨国运营的。但在越南的调研让我意识到,即使是传统制造业也已经在跨国运营了。它们选择迁走的,其实是最终的组装环节。因为这些东西要卖到美国,面对 的冲击,留在产地组装是不划算的。但上游环节做的是中间产品,面对的不是美国,所以不需要迁走。以手机为例,一般会有十几级甚至几十级的供应商。现在往印度或越南迁移的手机厂,它们带走的只有一级供应商。因为越往下的供应商,做的东西越专门化。也就意味着你的利润会很薄,物流成本会对你构成很大的压力,所以你必须在很大的聚集区运行。如果不能整体都迁走,那就谁都迁不走。

对中国制造,施展依然充满信心。然而,无论是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风险,还是西方创新经济的强大压力,都会令一些相关人士忧心忡忡。

田川:有人以特斯拉的案例质疑中国供应链的优势。以您来看,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优势,会因为出现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而被削弱吗?施展:我觉得不会被削弱。马斯克股票之所以获得大涨,是因为他在上海工厂的成立投产。在此之前他尝试在别的地方设厂,但产量就是上不来,只有在上海这边产量才上来了。这个问题就说明,像这种大规模可复制的生产过程,中国是具备优势和能力的。前几天有一篇在网上流传很广的文章,叫《危险的分工》。说的是特斯拉、苹果等公司把最核心的环节都掌握在自己手中,系统里的供应链厂家只要抱着它们的大腿就可以赚很多。但这些厂家实际也被这些公司高度节制约束着,因为一旦这些公司的想法变了,你可能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文章内容很好,但题目有点耸人听闻了。其实这不是一个危险的分工,而是我们今天现实的分工。我们说特斯拉、苹果等 公司将最核心的东西掌握在自己手里,那些最 的东西是什么?其实是从0到1的创新能力。在今天,美国在从0到1的创新上,仍是独步天下的。在可预见的未来,美国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类似的公司。但如何让1到n能够大规模落地,是需要另外一种能力的。我们必须要看到各自的结构性的位置。

△埃隆·马斯克(特斯拉公司CEO)

田川:从1到n的能力是什么?施展:从1到n的能力,一方面是指超大规模的组织能力,简单说就是你需要有大规模,高效率的基础设施网络。中国这么多年建起的基础设施网络,是世界 的。然后你需要有高效率的,大规模的物流系统,大规模的重化工业,大规模的通用的零配件生产网络。还需要有大规模训练有素的工人群体,而中国的工人群体在这方面,又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。年,我在越南做了很多调研。当时很多人说越南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,因为在整个东南亚里,越南工人群体的勤奋程度是 的,但跟中国相比还是差很多。而欧美国家工人的工业纪律和组织性可能比中国好,但他们的组织性又导向了劳资对抗。只要人们能够组织起来,是有充分动力用自己的组织能力,来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的。而中国工人的组织效率导向了生产效率,是全世界 的一个群体。这件事是好是坏,我不对它做任何价值判断。我做研究的这些年强迫自己形成了一种思考习惯,先把对事情好坏的价值判断放一边,先去观察它的社会学后果,把这些事情搞清楚后,再在事实的基础上,谈如何能够导向我所期待的价值偏向。因为在事实搞清楚之前谈价值偏好,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田川:您是否觉得中国从1到n大规模制造的地位,暂时是不可被动摇的?施展:十几、二十年之内我是有信心的。更久远的未来不是就没信心了,而是因为之后可能会出现今天完全想不到的技术。田川:您怎么看待中国从0到1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的地位?施展:中国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如果想有从0到1的创新能力,需要有自由的研究环境,要允许各种脑残的想法全都冒出来。从0到1与从1到n的 区别就是,从1到n所创新的事情,是已经被别人验证过能够成功的事情,你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而已,但你很明确你的努力方向是什么。但从0到1是没有方向的,你不知道该办什么,该往什么方向办。从0到1需要允许大家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,看上去很脑残的东西或想法。个脑残的想法里可能就会有一个是真正的脑洞,但在这些脑残想法被想出来前,你不知道那个脑洞在哪里。实现这些,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研究环境,能把全世界高端的、疯狂的、稀奇古怪的人才吸引过来的制度条件,以及发达的基础研究。中国在这些方面,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。从0到1中国也能做,但想成体系的,乌泱泱的冒出来,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发生在美国。

施展:有些规则领域国家是进不去的,因为它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在运转。比如互联网产业、制造业……在今天也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在运转,那些领域是需要靠商人秩序来进行规范的。这就意味着,在现实世界中,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已经高度不一致了。可我们看到世界上主要的全球经济组织,不管是WTO、IMF世界银行,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。田川:如果在国家非常强硬或非常强大的前提条件下,您觉得以商人为主导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有多大?施展:这个秩序不是今天才出现的。商人秩序的浮现,并不是我在这儿一拍脑袋说“该出现这么个东西了”,它是真实正在出现的历史过程。在跨国贸易中有很多制式合同,这些合同都不是由国家主导的,它们就是从商人彼此间不断地贸易需求中演化而来的。基于这些制式合同,又演化出一系列新的仲裁机制。只要你想参与进来,这些制式合同对所有国家的商人都是有约束力的。只不过随着数字经济的出现,商人秩序浮现的速度可能会被加快。如果脱离历史需求去凭空谈论问题,我是没有兴趣的。就像刚才说的,我在研究中强迫自己先放下价值偏好,先去看事实是怎样的,它正在浮现出什么我们必须面对。商人秩序,其实就是一个正在浮现的新东西。

《我与世界》·往期节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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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世界,放下执着

施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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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导:王劼

编辑:、栗唯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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