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MF日前将中国经济增长预估下调0.1%，惠誉评级也下调了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。一些外媒认为，是个别大企业的违约危机和拉闸限电带来的能源短缺等，拖累了中国经济。实际上，这些都是局部性问题，那些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和机构，往往陷入过于悲观的认识，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在克服不断遇到的困扰和不利因素的同时，长期向好的趋势客观地依托于自身非常可观的成长性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因素，则在于中国极广大的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将继续释放的潜力。
图源：视觉中国根据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《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》报告，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%的土地、6.4%的人口，创造了约38.5%的GDP。那些为数不少的以县域为场景搭建本土化团队的创业企业，对应庞大的市场需求，进行某项具体产品生产供给的深度运营，日渐发展成为“隐形冠军”。比如湖南省邵东县生产了世界70%以上的一次性打火机，国内超过70%的商用健身器械来自山东省宁津县，河南省许昌县供应了全球一半的假发……
除了这些非常可观的成绩外，毋庸讳言，县域经济还有一大特点，即区域发展极不平衡。中国经济区域发展分化态势明显，这一点在县域经济上表现突出。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的某个县域乃至县下面的一个镇、一个街道，它们形成的经济体量可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级、市级相当，差异明显。但从现在中央强调的走向共同富裕决策方针，和先富起来的地区将更有力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导向看，今后我国各县域在“先富带共富”路径上的新趋势，将是缩小区域差距，使老百姓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。
县域也是华夏历史上最为稳定、带有规模经济特征、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地方政府辖区具体形态。多年来，不管历史怎么演变，郡县都是国家政治结构里最具稳定性的一个层级。同时，中国的县域一般都是几十万人到上百万人规模，在国际上相当于一个小国的国民规模了。它们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对接现代化和平崛起的过程中，成为支撑中国整个产业群落和城市集群大棋盘的基本因素。
近几十年，我国县域经济大发展的原因，最根本还是受益于党的基本路线。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适应了解放生产力的客观规律，中国早就有的发展潜力在改革开放后涌流出来。毛主席早年在《湘江评论》中提出过一句关于中国的隽语：“蓄之既久，其发必速。”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发展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压制，但一旦找对路子，就会大踏步跟上时代而发展起来。县域经济就是这样，当活力充分涌流出来后，在不长的时间内，就迅速形成繁荣局面。县域经济的活跃，也跟地方政府对辖区企业的扶持有关。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的许多地方政府，已经形成对创业创新活动心照不宣的认同、包容和服务意识。
应当讲，实体经济构成我国县域经济的主要成分。在县域经济中发展成气候的企业，大多高科技含量尚不太高，主要对应劳动密集型特点，利用中国基层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制造业。国内大量的实体经济、已有“世界工厂”国际影响的制造业，在县域层面怎么升级至更高附加值和环保、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，怎样从主要生产大路货到形成专精特新的产能，这些都紧密联系着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怎么认识民营企业的发展。县域经济中活跃的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是民营企业，它们有自己的相对优势，也存在相对劣势。毫不动摇继续坚决支持民营企业发展，在现实生活中仍面临很多挑战性问题。加之这些年我们虽在基层治理方面做了一些探索，但还需继续完善。可以说，我国县域经济及县以下的通盘创新发展，到现在仍然没有达到比较成熟之境。
在“强起来”新时代中，如前所述，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，是先富怎么带动后富。我国中西部的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，这是它们的不足，但从另一个视角来说，也是它们的潜力所在，中西部未必就不能大踏步追赶东部那些比较成功的增长极区域。至于现在发展得不错的沿海等地的县域经济，也仍然具有发展潜力。前些年已有的珠三角推动区域经济“腾笼换鸟”转型升级，就是力图促成当地发展潜力的进一步释放。总的看，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，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，同时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成长性依旧相当可观，不管是发达地区，还是欠发达地区，各有各的潜力特色。我们要继续推动缩小区域差异的多方努力，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，理应在新阶段做得更好。
概而言之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和平崛起过程中，县域是底座，也将在政府架构扁平化改革中，成为实体政府层级意义上的基层，它们是至少多个生龙活虎的具体单位，可以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接的国际竞争中做得有声有色。我们需要做出更为卓有成效的工作，让它们继续稳定繁荣发展，进而更好地支撑整个中国的发展。▲（作者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、博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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